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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心是北京北洋大佬的置业首选为什么是相邻不远的天津

发布时间:2021-01-29 17:04:51 阅读: 来源:曲奇厂家

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心是北京,北洋大佬的置业首选为什么是相邻不远的天津?

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心是北京,北洋大佬的置业首选却是相邻不远的天津,更准确说是天津租界。

从1860年清政府允许外国在天津设置租界以来,到1912年民国肇建时,天津已坐落着英、法、德、意、俄、日、奥、比八国租界,占地约2万亩。在治外法权的荫蔽下,租界内金融机构和贸易公司林立、商号和酒店比肩、各类工厂聚集,更有其他传统中国城市难以比拟的电力、电话、自来水等基础设施,堪称北方首屈一指的现代化都市。

北洋大佬首选天津租界

北洋大佬看中天津租界良好的社会治安、自成一体的法治空间、西方化的教育环境,以及稳定的房产价值,纷纷前来买地建楼,安置家眷。在任时,他们经常在周末乘坐京津铁路快车到天津探亲或者游玩,下野后更是选择在方便舒适的租界居住,真正“衣锦还乡”者少之又少。

英租界是天津各租界中的“大佬首选”。北洋政府7位国家元首当中,有4位选择在英租界置业。盛茂道上除了黎元洪宅邸外,还有“贿选总统”曹锟的宅邸,里面住着他和元配、三姨太。当然,曹锟本就是天津人,自然不只一套房产,他的四姨太便住在同属英租界的达克拉道“泉山公馆”内。

祖籍天津的文人大总统徐世昌,同样在英租界牛津道、咪哆士道也有两处大宅。徐世昌口头上不忘他出生地河南辉县的水竹村,吟诗作对、挥毫泼墨,都署名“水竹村人”,但从1922年卸任大总统到去世,17年间徐世昌没有离开过天津一步。以奉天为基地的大元帅张作霖,同样在英租界香港道买了两处房产,用做第三、第五两房姨太太的居所。

除此之外,奥匈帝国租界里也有两位总统的产业。租界内金汤二马路南侧,有一座华丽雅致的白色三层小楼,是北洋老大袁世凯的宅邸。马路对面有一座更为低调的两层楼宇,则是第三位大总统冯国璋的花园洋房。天津人将两座宅邸的关系称之为“左右冯袁”。

国家元首如此,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和省长们自然也对在天津租界购置房产趋之若鹜。在英租界“五大道”中,随便哪一条街都能数出七八处高官宅邸。北洋政府内部斗争激烈,总理、总长辞职,督军、省长下台实为常事。天津距离北京近在咫尺,下野高官在租界坐津望京,或是窥探复出机会,或是坐等时局变化,随时可以准备出山再搏一把。即便心灰意冷,无意于军政,也可以靠着天津良好的金融服务安心做生意,赚个盆丰钵满。

黎元洪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袁世凯病死后,顺理成章以副总统接任大总统,但在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落入下风,经历1917年戏剧般的“张勋复辟”后黯然下台,遁入天津租界过起寓公生活。

5年后,1922年6月,直系军阀领袖曹锟挟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之余威,将试图在直奉皖三系之间搞平衡的文人大总统徐世昌赶下台,将黎元洪从天津英租界迎入北京总统府。但仅仅一年后,曹锟自己正式选为大总统。失去了利用价值的黎元洪被迫签署辞职书,再度回到天津。

自此之后,黎元洪放弃军政野望,安心于下野现实,把自己转型成了“再创业”的投资家。不得不说,在这方面他比当总统更有天赋。据不完全统计,到黎元洪去世前,他共投资各类银行、企业70多家,金额超过300万元。投资对象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北票煤矿公司、汉口第一纺织公司、南阳兄弟烟草公司等著名企业,还有北京证券交易所这样的金融机构,以及拍摄了第一部《红楼梦》电影的孔雀电影公司。

黎元洪还亲自担任了汉口黄陂商业银行、中美实业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积极参加各类商业活动,每天要处理的文电和事务不逊于当总统的时候。1928年元旦,黎元洪还跑去为新开业的大型百货商店中原公司剪彩揭幕,此时距离他去世仅剩165天。

在租界发财的北洋大佬大有人在。前安徽督军倪嗣冲、前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在任时就是亦政亦商的人物,下野后都倚靠雄厚资金,以天津租界为基地,什么赚钱投资什么,安享荣华富贵直到病死。前江西督军陈光远带兵打仗颇为蹩脚,经商牟利却颇为灵通。他下野后在天津买地皮、炒黄金、开当铺、放贷款,狠狠赚了几笔。据说,陈光远拥有的地皮是天津第一,因此落下个“天津督军”的绰号。

同样生活在租界,后半生相对落魄的北洋高官也大有人在。曹锟身为直系军阀领袖,又当了一年多的大总统,靠自己经营和部下孝敬攒下万贯家财。只是,他的资产多靠亲信李彦青经营,钱款则由四弟曹锐经手,存于各外商银行。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李彦青遭到处决,曹锐吞鸦片自杀,曹锟的财产因之流散。加上被冯玉祥软禁的一年时间里,曹锟为了保全性命花销颇大,仅打点看守就花掉了10万银元,以至于获释到津寓居后手头颇为拮据。特别是一同生活的三姨太陈寒蕊四处追讨放在他人处的财物而不得,时常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更令曹锟苦恼不已。

段祺瑞则是另一种情况。他在北洋政府时期长期担任国务总理,在大总统与总理间的“府院之争”中从来都是胜利者,下野后却比同僚们更寒酸。段祺瑞号称“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没在经营产业上下过功夫,遇到钱不够的时候就借。在任的时候没人敢催缴,下野后境况就不一样了。1926年4月,段祺瑞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旋即被黎元洪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段祺瑞偿还1918年向他借的7万元大洋。这官司打了两年,段祺瑞也没能把钱还上,直到黎元洪去世后不了了之。

野心家和血债主的安全区

国民政府在1928年宣布定都南京,北京从首都降为北平特别市,随着中央政府机关搬离,市面顿时萧条了不少,反而衬托出天津更加繁荣。1930年,张学良借着中原大战中支持蒋介石的功劳入主平津。他把总部设在北平,却更留恋天津的繁华市街和夜生活,也时常与北洋下野高官相往来。他最喜欢出没在天津巨商、怡和洋行华人大班梁炎卿家中。直到90岁时,张学良还对梁炎卿的九女儿念念不忘,对来访者说起“我特别喜欢他的九小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于日本人之手。民族危亡的局面震动了全中国,在天津却显出一些不一样的面貌。在天津,除了北洋高官外,还有另一个群体因为类似的原因选择在租界聚居,他们便是前清宗室和遗老遗少。1926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以及庆亲王载振、前总管太监“小德张”张恒泰,都是租界居民。溥仪先后居住在日租界宫岛街的晚清陆军第8镇统制官张彪宅邸“张园”,和民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宅邸“静园”,圈子不离租界主流。

1931年11月下旬,两次发生武装“便衣队”从日租界袭击租界外天津县城的事件,中国军警守土有责,与便衣队大打出手,导致租界内商贾歇业、贸易停滞,北洋高官的产业也受到不小的损失。日本人组织这次暴动的实际目的,是掩护溥仪前往东北,以充当伪满洲国的傀儡元首。随后,大批居住在天津租界的遗老遗少奔赴东北,摇身一变成为伪满洲国的“建国元勋”。

对北洋大佬,尤其是其中犹在壮年、不甘心下野的一批人而言,天津租界同样是谋划行动的安全区。国民党的“蓝衣社”特工虽然活跃,也不敢在租界巡捕房的监视下放肆开展制裁行动,前湖南督军张敬尧便是一个显著例子。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张敬尧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支持和怂恿下,试图在平津地区组织武装、发动暴动。结果抵达北平后不久,就被国民党特工刺死在六国饭店。

同样因为离开租界遇刺的,还有两位最初没有选择退居天津租界的大军阀——原“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和原“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北洋时代末期,两人的队伍都成为张作霖奉系军队的附庸。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接任奉军军阀领袖的“少帅”张学良,认为张宗昌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因为拒绝其所部出关,导致张宗昌的队伍在滦东被国民革命军消灭,其本人逃往日本人控制的大连避居。孙传芳在沈阳居住了一段时间,也在张学良选择“东北易帜”、加入国民政府后移居大连。

1931年“九·一八”之后,张宗昌、孙传芳相继迁到天津居住。1932年9月,张宗昌受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邀请前往济南拜访,事毕返回天津时,在火车站遭人开枪射杀。行凶者名叫郑继成,是北伐战争期间被张宗昌下令枪毙的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将领郑金声之子。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如何处理郑继成一事上颇为摇摆。济南地方法院以预谋杀人罪判处郑继成有期徒刑7年。但司法院院长居正公然宣称“三民主义之国家……可以拿党义充分的运用到裁判上”“以郑继成之忠孝两全,以张宗昌之恶贯满盈,郑之杀张……何以三民主义之刑法反认为有罪?”最后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将郑继成特赦释放。

孙传芳的名声要比“狗肉将军”张宗昌好一些。1935年5月,日本方面借口日租界内发生的亲日报人、《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长白逾桓遇刺事件是国民党中央军所指示,强迫国民党中央军及东北军于学忠等部退出平津,同时煽动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华北实力派人物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实施“自治”。在此期间,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多次游说孙传芳为其张目,充当“华北自治领袖”,都吃了闭门羹。

即便如此,孙传芳依然遭遇了暗杀。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在天津佛教居士林被人开枪打死,当场血溅佛堂。这一次的行凶者施剑翘,是北洋时代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之女,行凶原因同样是复仇。1925年的一次战争中,施从滨被孙传芳部俘虏后下令枪毙。施剑翘曾在天津跟踪孙传芳多时,她没有选择法租界内的孙传芳宅邸,也没有选择孙常去的法租界仁昌广播电台,而是在位于租界外天津县城东南角的佛教居士林动了手,想来也是考虑被捕之后由中方警察侦讯,舆论上会更加有利等因素。结局果不其然,施剑翘同样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同样被特赦释放。

这件事情让北洋大佬们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也更加相信拥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才能使他们安全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但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迎接他们的将是不同选择带来的不同结局。

面对侵略者的拒与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29日一天之内,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本军队之手。只有租界内还保持着相对平静。只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此时租界面积已经大为缩小。1917年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成员向同盟国宣战后,天津的德国、奥匈帝国租界就被收回。1924年8月,苏联政府又将俄国租界交还北洋政府。比利时租界则在1931年1月主动交还给了国民政府。面对战争的到来,居住在租界外的北洋“老干部”们纷纷迁入英法租界。

攻占了平津的日本人,需要利用有名望的中国官员组织傀儡政权,替他们维持地方统治。天津租界的北洋高官,正好为日本人提供了丰富的后备人选。而日本人的军事胜利和政治鼓动,也让部分北洋下野官僚政治野心死灰复燃。

1937年1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这个伪政权打出了“新民主义”的口号,但“国旗”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国歌”是北洋政府时代的《卿云歌》,连政府各部门长官的职衔也是北洋式的“总长”。

翻开伪临时政府创建者的名单一看,果然都是北洋下野高官。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部总长王克敏在北洋时期当过财政总长,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汤尔和当过财政总长,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当过司法总长;赈济、治安、法制、实业4位总长和北平、天津2位特别市市长当中,有2位前代理总理、3位总长和1位督军。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从天津租界中请出来的。

选择与日本人合流的北洋高官毕竟是少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就开始劝说留在天津租界的北洋高官领袖人物南下,避免被日本人利用。段祺瑞首先响应号召,于1933年1月迁居上海。出于加强政治影响的考虑,国民政府还曾准备委任段祺瑞为国民政府委员,但未及落实,段祺瑞于1936年11月病逝。

留在北平的北洋大佬中,也有许多人拒绝了日本人的诱惑。伪临时政府的治安总长齐燮元曾是曹锟一手提拔的直系大将,伪天津特别市市长高凌霨是曹锟贿选总统时的得力谋臣,两人多次替日本人劝说曹锟加入伪临时政府,都被他轰了出去。当时曹锟的经济状况已经颇为紧张,甚至要靠卖掉部分房产维持生活,但其管家的四姨太刘凤伟仍然赞同曹锟的决定,“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希望说服的另一位北洋大佬是吴佩孚。他宣称“终生不进租界”,当年被北伐军击溃后,他和卫队被曾提携过的四川军阀杨森迎接到其防区奉节,依然以“孚威上将军”的名义行事。1932年,他甚至带着这支打着五色旗的小队伍回到了北平,在长城抗战时还分担了德胜门的守备任务,直到战后才被缴械。“七七事变”后,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土肥原贤二中将、大迫通贞少将多次前往劝说吴佩孚加盟临时政府,或者在武汉组建新的政权,都遭到后者拒绝。

1938年5月15日,曹锟因肺炎病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拔牙引发败血症死亡,坊间传言是日本特务唆使医生将其暗杀。国民政府为了表彰两位身处沦陷区的前北洋大佬,同时为了号召其他北洋高官坚持民族气节,拒绝与日方合作,给予曹锟、吴佩孚极高的身后待遇,为二人追赠陆军一级上将军衔,拨发国葬费用,并举行追悼会致祭。

1937年后的上海租界成为特工角斗场,国民党、汪伪和日本彼此斗法,街上时常响起枪声。被认为有投日意图的前北洋总理唐绍仪、投入汪伪政权的前外交次长陈籙,都被军统特工暗杀于上海。相比之下,天津租界要安静得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其他国家在华租界,为了彰显伪政府的“正统性”,陆续将外国租界交给汪伪政府管理。国民政府为了对抗汪伪宣传,也与英国、美国等盟国展开了结束租界条约的谈判。

与此同期,垂垂老矣的前北洋大佬陆续过世。1939年,前大总统徐世昌和“租界督军”陈光远都在天津租界内病逝。创立伪临时政府的9名前北洋大佬中,也有4人死在了1945年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正式收回包括天津租界在内的各国在华租界。此时,寓居在租界内的北洋大佬已经所剩不多,知名者更是寥寥无几。王克敏、齐燮元等战时投敌者或被处决,或者庾死狱中。

“北洋大佬”这一群体,和他们所依附的天津租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并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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