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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人写出了我熟视无睹的中国[新闻]

发布时间:2020-11-13 15:15:21 阅读: 来源:曲奇厂家

1

我刚做记者的时候,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说过一句话,去现场采访的时候,“要像外国人一样去看。”

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视无睹。

我以为自己听进去了,看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才知道我对现实已经失去多少感觉。

他写:任静要出去打工,妈妈有点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到了工厂门口,求她留下来,说她太小了。姑娘什么也不说,也不看她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着:“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慢慢穿过马路,大声哭喊着。

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大哭起来——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起来。接下来一个小时,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开。

姐姐来了,隔着路给妹妹传口信:“她叫你当心。”

16岁的女孩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

5分钟后,姐姐说:“她哭了,她是真想让你留下来。”

女孩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电话。”

工人们装好了车。她终于爬了上去。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就送过来两百块钱。站在那儿看着车消失,泪水从脸上落下来。

另一对姐妹也在这个车上,来送的是父亲。没有拥抱,没有伤感,他关心的是——“衣服要暖和,天气凉了,不注意要生病,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要穿暖和,好吧?”说完这些,转身大步走了。

中国古老的乡村在这些细节里挣扎着,又绝不回头地消失了。

2

何伟在90年代来到中国,生活在小城市。但看看他写的清明这天的中国:

早上杏花落了一地,像春天的暴雪……几个男人在土坟前转,“这儿埋的是我爷爷。”

“才不是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的大哥。”

何伟写:“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的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

其中一个坟墓是新的,是一个前两年刚搬到城里的老头儿,坟上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何伟拿起一把铲子,给土堆上填了一点土。有人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

另一个人拿了一支香烟,插在坟头上,香烟笔直地竖立着,几个人退后一步,看着这土坟,议论两句:

“他实际根本没抽过红梅。”

“对,贵得很,他原来都抽黑菊花。”

“现在买不着了,80年代的时候流行。”

这是人们提到的唯一与死者有关的细节。站了一会儿,一个说:“好,走吧。”

其中一个转头看了看:“烟没事儿。”

“没事儿。”

他们几个人,顺着那条之字小路,下到了沟谷里,地上是杏花花瓣。一行人回到地里干起活儿来。

这个拎着铁锹的美国人,看到了我熟视无睹的中国。

3

何伟在美国的时候叫彼得·海斯勒,他在小学校里讲中国,让小孩子提问,孩子问:“中国父母杀掉女婴吗?”“中国人吃狗吗?”他感觉很糟糕,“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

他在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四川涪陵教书的时候,课本上对于美国宗教的介绍是有什么样的邪教,对于学校的介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他对学生解释——“这些事是真的发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

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要讲清楚那些背景,用时间去长期采访,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4

1996年,从牛津大学毕业,何伟坐火车到处旅行,经过北京,原来打算呆一周,后来决定留下来,因为这里的人“比较活泼”。

27岁,他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的小城市。

他没学过中文,不是任何媒体的记者,“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2001年,他申请了驾照在中国漫游,租了一辆北京产的切诺基沿长城走。

他沿着长城漫游,后来在怀柔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生活下来,租住在魏家。墙上是《还珠格格》的海报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生双胞胎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方式,其实就连这张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只是一张复印了一份,反着放在一起。”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小缝算是蹲坑,晚上睡觉他听到老鼠在墙上跑动。

自从他租住在三岔村后,村子里叫“搅屎棍”的人向警察告发他。他找出法律条文,主动去拜访了警察,中秋送了月饼,春节送了水果,终于有一天警察对搅屎棍说,“别做无用功了”。

5

他的房主姓魏,卖核桃为生的农民,这个荒僻的小村子2003年开始多了游客的生意,老魏从务农转成经商后,收入超过了3万元,比前一年多了50%,但这个家庭的人都开始焦虑不安。

男人原来只是偶尔抽支红梅烟,但现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问他哪里不对劲,他说“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

他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从亲戚那儿借钱,向银行贷款。在买一样大东西前,大多数中国人要存很多年的钱,或者有“关系”去借钱。他买了一双30多块钱的“意大利”牌皮鞋,鞋盒子摆在很显眼的位置上。他还有一件人造皮的夹克,每次离开村里去县城的时候就穿上。来旅游的人有时候留下来的高级烟很管用,能帮他拉到生意。

男人入了党之后应酬变得多起来了。晚饭后,女人打电话给男人,接电话是别的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叫他给我电话!”

她坐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孩子好像没看见。

后来电话响了,她挪到另一个屋子里接,“你晚上必须回来。”她声音很严厉。

何伟出门的时候,发现男人已经回来了,喝醉了,倒在墙边上。

女人也想跟男人一样试试自我发展,她把自己做的玉米粉条送到城里卖,她挨家挨户推销,但她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没有“关系”,只好退回到这个孤独的村庄里。

后来她的口头禅成了“我管不了”,她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不看不听,用这种淡漠的态度来作消极的反抗。但人的心里是受不了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她信了佛教。在靠墙的地方放了两张桌子,上面铺了黄色绸布,摆了两尊佛像,还有三个桔子,五个苹果,三杯白酒。她觉得自己平静一点了。

隔着几米远,就是她丈夫泡着刚杀的野猪幼崽的白酒坛。

6

男人看不上他老婆的求神拜佛,他是村里唯一看过三十几本法律书的人。他一心想竞选村党支部书记,暗地张罗,双方都不动声色。书记是个女同志,请他吃饭,不明说,但意思谁都明白了:“你要是不争,等我卸任了就是你的。”

但他不打算退,觉得书记在征地上的事让村民不满,他的胜算还挺大。竞选前,镇里的领导来开了一个会,什么都没说,只是表扬了一下在任书记,然后让党员表态。轮到他,他心里已经挺清楚了,说了句“干得不错”,就坐下了。他从政的经历就此失败。

这事之后,他找了开天眼的人,把天井重新翻修了一下,这是他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何伟写下这些,他说:“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把过去的经验用来应用到现代的挑战上,遇到了麻烦,父母和孩子处在不同的世界里,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世界站稳根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写这个村子不是何伟本意,只是生活从人身上流过,一开始只是细流,后来漫溢成河,回转盘旋,他不由得要对它观察。

何伟并不是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人,他是以人的眼睛来看人,也看自己。

7

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睹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

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自不自觉,承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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